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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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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作者：杨永松 黄友志
• [Category]Free Reading
• [Key-words]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 [Profile]编辑：海鸟
• [Issue-date]2001-08-13
• [Last-time]2025-05-05 02:45:49
• [View-times]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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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姓名：杨永松 系别：法律学系 学号：990222027
黄友志 班级：法学九九级(2)班 990222022
内容提要：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自从立志革命以来，他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并提出三民主义。本文拟试论一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
关键词：民族主义 思想

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内容之一，也是三民主义中最具有时代特色的部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最初主要是反满，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清政府推翻以前，没有把反帝当成中心任务。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甚至对帝国主义寄予希望。当他得知国内发生革命后，不是马上回国，而是游说欧美，渴望得到各国外交上的承认和经济上的援助。然而他空手而回。现实不可能让他长期地回避这个问题。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了解逐渐加深，其反帝立场亦日渐鲜明，他对自己的民族主义随之做了不少新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认识到“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二是倡导“民族自强”；三是主张“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
第一，“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使威尔逊的所谓“民族自决”的口号失去了迷人的色彩。苏饿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强权理论不再被视为天经地义，平等的国际关系成为人们尤其是被压迫民族追求的目标。
在这一新形势下，孙中山对天经地义侵略中国和中国现实的国际地位作了客观而克制的阐述。他指出：“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帝国主义各国对我国的压制具体表现在“中日‘五•七’之约，其二十一条款所载，几乎国家尽归其掌握。又近日关馀交涉，不惟力争不来，其甚者，从前以分得之款，亦受公使团所支配。中国明明是汉人所有，尚要容人置掾；关馀明明是我国之财，尚须听公使团之命令。此显系民族主义未达目的所致”。他“回视中国关税握之于外人，领事裁判权不能收回，外人所到之处即其领土，官吏不敢管，警察不敢诘，中国领土、中国主权丧失已久矣。……中国不能称为独立国，只可称为半独立国！”。
透过现实，孙中山看到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间的关系。1921年，他在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回信时说：“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胡匪头子，叫作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因此，可以正确地断言：在与日本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政策问题上，北京实际上是东京底工具。”这就道出了帝国主义操纵军阀、军阀操纵北京政府的实情。
1924年，英国以香港为基地，出枪出资鼓动商团叛乱，力图颠覆广州革命政权。“关馀”事件，列强竟然联合出动军舰耀武白鹅潭，威胁广州。孙中山尖锐地指出，中国“反革命之恶势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自民国二年以来，凡镇压革命党及摧残异己的种种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他宣布，“北伐的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这年年底，孙中山抱病北上，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租界相号召。他回顾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说：“综观历史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事实，已可充分明了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是何等横暴。可称之为历史事实的阶梯者，从鸦片战争起，经英法联军之侵入中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拳乱事件，日俄战争等等，在九十余年的长时间内几乎是连续地发生。除了俄国之外，所有列强今天依然继续着它们从前的态度。”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丧失权利的条约宛如一纸卖身契，将中国国民卖给了十几国，孙中山认为“中国现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还要低一级”，是一个“次殖民地”。中国人不是一过的奴隶，而是十几个国家的奴隶。孙中山的这一论断，实际上已经从社会性质的角度剖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进步所起的反作用，至少他觉悟到，“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
孙中山的反帝思想，是被压迫民族反抗的呐喊，感性的体悟多于理性的思考，在当时并不是 最完善的理论。但他的特殊地位，使他的思想具有不同凡响的感召力，极大地村金了反帝爱国运动。
第二，民族自强。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一个突出之处在于强调本民族的强盛。清政权被推翻后，孙中山一度专心从事于民生主义的宣传，他指出：“机器可以灌输文明，可以强国，我中国如不速起研究机器，我四万万同胞俱不能生存。因此，他的民生主义是与民族国家的生存休戚相关的。
1919年，孙中山作了《三民主义》一文，文中他将民族主义的目的分成消极和积极两种。其中，汉族的光复是消极的，而积极的当是：“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这一”新主义“的根本在于民族的正义的精神。
孙中山认为，民族的融合当以汉族为中心，在他看来，满洲依附于日本，蒙古依附于俄国，西藏则依附于英国，表明他们无力自卫，解救他们，汉族责无旁贷。他追悔过去宣传“五族共和“，而认为应该将汉族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晚年进一步发挥这种思想，把民族主义称为国族主义。他指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民族和国家是两个概念。民族的形成依靠的是自然力，是由共同的血统、共同王道。国家的形成靠的是武力，是霸道。但是，在中国，民族主义可以叫国族主义。中国自秦汉以来主要是由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虽然有少数民族，但和四万万汉人比，一千多万少数民族是很少的，主体是汉人。
偌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国，之所以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孙中山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
孙中山认为，一个国家的轻生，“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多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恢复民族的精神，第一要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比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由于时代不同，孙中山指出，其中的内容应该有所变化，比如，忠，可以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第二要恢复固有的智能。孙中山认为《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优秀政治哲学，“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由于几百年来，中国人做不到修身、齐家、治国，“对于本国便不能自治。外国人看见中国人不能治国，便要来共管”。因此中国人必须如古人一般从修身做起。第三要恢复固有的能力，即创造发明的能力。
在恢复旧有民族文化的同时，孙中山还提出可以理由旧有宗族家乡观念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况。他说：“我们失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便要有团体，要有很大的团体。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先要有小基础，彼此联合起来，才容易做成功。我们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依我看起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与此同时，吸收欧美的先进技术，赶上并超过西方，使中华民族成为立于东方的如美利坚一样的强大民族。
孙中山的民族自强思想和五四时期的“民族自决”相呼应。不同的是，他对中国旧有文化非但没有全盘否定，反而有所继承，并对当时的某些新思想进行批判。他对一些青年信奉世界主义十分反感，认为这种论调适合于美、英这类强大的民族，而不适应于中国。只有本民族的生存不成问题后，才能讲世界主义，否则无异于民族的自杀。巴黎和会的事实说明“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决，不但不能自由，并且以后所受的压迫比从前更要厉害。由此可见，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作为被侵略的民族万不可受其迷惑，放弃谋生的民族主义。
孙中山的民族自强思想，在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他始终以民族自强为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而以反清、反帝视为消极目的。在此他触及到的中心问题是民族的凝聚力，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组织上从宗族到国族，精神上以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前一个办法带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而非体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实际上国内各民族如何平等相处并不是他考虑的重点，落后服从先进、少数服从多数、民族服从国家成为他的思想的定式。所以，他说：“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国族主义可以忽略这些不同的民族。另外，孙中山对宗族和家族的产生与消亡的认识上也是肤浅的。宗族与家族制度，是与落后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它将随着近代化的进程逐步解体。借用同乡同姓去维系社会，只会使社会保持涣散状态。后一个办法则表达了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情。这种倾向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密切相关。从1920年开始的文化界一场关于中西文化旷日持久的论战愈演愈烈，不少人认为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挽救世界。大文豪泰戈尔、思想家罗素先后来到中国，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东方文化的自信。这一切，不能不反映到孙中山思想中来。但不能因此就将孙中山视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人，而无视其整体思想。
第三，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
西方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势力所及，给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亚洲人和非洲人等有色人种带来了奴役和种族灭绝的危险。作为其中一员，孙中山不能不站在黄种人的立场上，给予被压迫民族以理解和同情。
孙中山热切盼望亚洲民族的崛起。日本的强大，作为黄种人，孙中山是很高兴的。他说，在日本觉醒以前，白种人垄断了一切近来日本成了世界上五强之一，可见人种虽有不同，聪明才智不能说有什么区别。他以为日本崛起之后，“世界上的白种人不但是不敢轻视日本人，并且不敢轻视亚洲人”。1924年11月，孙中山在北上途中路过日本神户时，发表演说，认为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使亚洲各国和各民族生出一个大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要按照日本人的样子从事于独立斗争。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国，极大地刺激了亚洲人，使之自信心大增，推动了亚洲的独立运动，大家视日本为亚洲东部的屏障，对其奋发图强是极为赞赏的。另一方面，孙中山对日本强大以后的对外侵略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19年3月，朝鲜人民举行反日游行，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镇压，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当时有一日本人与孙谈话，要他视其为亚细亚人而不仅仅是日本人。孙十分不客气地说：“尔日本人非亚细亚人也。”“尔日本人为欧人使用而侵略吾亚细亚人者，焉得为亚细亚人乎！尔日本人若欲以亚细亚人行世乎，则将满洲权利与山东问题，早行还付中国，而许朝鲜之独立。”孙中山表示如果日本承认朝鲜独立，“中国人对于日本之侵略，而一扫其一切疑惑与不安之念，昔日之交情复活，东洋之平和于兹确立矣”。鲜明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
当苏俄建立了新的制度，宣布新的对外政策后，孙中山张开了欢迎的双臂，毅然决然地与这个被西方帝国主义孤立的新政权合作，实行联俄的政策。他兴奋地说：“俄国革命以后，斯拉夫民族生出了什么思想呢？他们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从而开辟了人类的新时代——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以后的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段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俄国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为弱小民族间的联合树立了楷模。将来的世界，主张公理的白种人与黄种人将携手共进，而依仗强权的白种人和黄种人会互相勾结。“那些被压迫的国家联合，一定去和那些强暴的国家拼命一战。”
据此，孙中山认为亚洲除日本外，所有的国家都遭强国的压迫，必须联合起来。1924年1月6日，孙中山发表了《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形成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不但为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亦为压迫世界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帝国主义串通军阀政客压制中国革命，制造中国内乱，成为弱小民族前进兴旺的最大障碍，他号召“弱小民族……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1925年，他进一步指出，要想列强和平地退还权利是不可能的，只有诉诸武力。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前所定《遗嘱》中有“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之语，浓缩了他的上述思想。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固然是基于对帝国主义的失望。他曾有过十分形象的解说：“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但是，不能否认，这一思想的完成是与苏俄的帮助分不开的，它的思路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思想是吻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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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统一思想/ 邓辉//月刊：中国近代史(K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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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思想/ 陈金龙//月刊：中国近代史(K3)-19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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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简论孙中山对国内民族问题认识的演变/ 石志新//月刊：民族研究(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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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析孙中山民族平等的思想/ 李永伦//月刊：中国现代史(K4)-19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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